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志愿講解員在為觀眾講解。
【宮商角徵羽】
講解，是連接博物館與觀眾的一道重要橋梁。如今的博物館講解，正面臨著如何從“質”和“量”上應對觀眾多樣化需求的挑戰，有了高質量的博物館講解，才能最大程度發揮博物館的社會教育功能。
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一批從博物館學、歷史學專業畢業的大學生進入講解員行列，提高了博物館講解隊伍的專業化程度。1988年中國博物館協會社會教育專業委員會的成立，對促進博物館講解事業的發展和觀眾研究具有標志性意義。在老一代講解員的引領下，各大博物館積極提供針對不同觀眾群體的個性化講解服務。
近年來，“博物館熱”持續升溫，博物館事業迎來“黃金發展期”。博物館參觀人數不斷攀升的同時，觀眾結構也日漸多元，來自不同年齡階段、知識結構、行業背景、生活環境的觀眾涌入博物館內，增加了講解的難度。其中很多人甚至是第一次參觀博物館，第一次面對由藏品和專業術語編織而成的“陌生世界”，因而講解被視為“破冰”博物館與觀眾關系的利器。但現實中，講解同質化、背誦講解詞，只顧單向輸出信息、缺乏與觀眾進一步互動等問題，屢見不鮮。
除此之外，社會志愿講解也逐漸興起。志愿講解員大多對博物館事業和文物歷史有著較為純粹的興趣和一定的知識儲備，樂意與觀眾交流互動，能夠在與他人的分享中獲得滿足感和幸福感。博物館應該主動吸收這部分社會力量，來解決自身講解服務供給不足的問題。當然，納入志愿者講解的同時，也應對他們有所規范和選擇，設置一定的準入門檻和考核，講解過程不能任其發揮和演繹，要保證講解的專業性。
據了解，廣東、陜西、河南、遼寧等地省級博物館出臺限制社會機構在館內開展講解活動的規定，這一舉措旨在遏制社會講解亂象。對此，需要全面分析研學、旅游機構等社會講解的利弊，不應“一刀切”禁止，要尋求更優的解決方法。
由研學和旅游機構提供的社會講解，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博物館講解員不足的現狀，為游客帶來更豐富的參觀體驗。然而，目前社會講解存在明顯亂象：講解員水平參差不齊，內容質量缺乏保障，甚至出現講解不準確、不科學，乃至戲說的情況，誤導游客。這種魚龍混雜的狀態既影響了博物館的學術權威性，也損害了游客的權益。
但完全禁止社會講解并非最佳方案。這種“一刀切”的做法可能限制游客獲取信息的渠道，尤其是那些自身資源有限的博物館，若完全依賴內部講解員，可能無法滿足高峰期游客的需求，導致講解服務不足。
這個問題在“疏”不在“堵”。博物館可設立專家委員會，定期審核社會講解員的資質和講解內容，確保其知識的準確性和科學性。只有通過考核的講解員才能獲得許可在館內開展活動。這種方式既保留了社會講解的靈活性，又提升了整體質量。
部分博物館，如陜西歷史博物館，非但不“一刀切”禁止社會講解，反而主動與其合作，組織座談、了解需求、提供幫助，開出白名單。事實上，各類社會機構和組織有其特有的個性視角、方法和受眾，如果實現良性合作，有利于拓寬博物館的內容傳播渠道，提升社會影響力。
總之，社會講解若管理得當，既能補充博物館的服務能力，又能滿足游客多樣化的需求。
新技術的使用也能幫助博物館改善工作方法、提升服務質量。目前已有博物館嘗試引入AI等技術，為觀眾定制個性化講解服務。這或許是當前博物館講解服務力不從心的“破局”機遇之一，使博物館講解能更加契合數字時代大眾對多元信息獲取的需求，提高博物館的服務效率與展教水平。
當然，文物與藝術品的研究工作，需要人類獨有的想象力與共情力。價值闡釋的內容與講解方式的選擇，依賴于研究者與講解者一遍遍用眼睛和心去感受、琢磨和甄選，背后蘊含著人類的熱情和思辨，而不是單純地依靠算法。而且，博物館講解是一門“技術”，更是一門“藝術”。通過講解員，博物館可以為多樣受眾提供情緒價值、社會連接、互動引導，激發五感體驗，使得面對面互動、體驗的過程充滿情感共鳴，這些都難以被科技工具完全取代。
未來，博物館在發揮人類講解員的情感敘事、批判性思維與創造力思維優勢的同時，也需要“擁抱”技術工具，使博物館講解更好地滿足大眾多樣需求，更好地發揮文化紐帶與精神橋梁的作用。
（作者：杜曉帆，系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
編輯：陳燁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