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門頌》（局部）
張芝《秋涼平善帖》（局部）
（傳）張芝《知汝殊愁帖》（局部）
《張遷碑》（局部）
兩漢歷史綿延400余年，成就輝煌。在文化層面，文教昌盛，禮制完備。書法藝術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歷史跨越。尤其是東漢后期，經歷300余年漫長歷史沉淀，一場書法新風席卷全國，把中國書法、中華審美推向一個新高度。中國書法藝術化，迎來第一個歷史高峰。
一
趙壹，東漢辭賦家。他在歷史上名聲并不大，但在書法史上很知名，因為書法史上第一篇專業論文是他寫的。唐代張彥遠編《法書要錄》，置其文于卷首；至今，它仍是所有研究書法者之必讀篇目。
趙壹是個草根名士。《后漢書·文苑傳》言其“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須豪眉，望之甚偉”；因恃才倨傲，在鄉里不能見容，落魄江湖。他的辭賦在漢代文學史上有一席之地。讀他的作品，感覺他就是個“憤青”。他的《刺世疾邪賦》抨擊社會“邪夫顯進，直士幽藏”，措辭激烈，其實當時社會未必如此；又如賦中有一句“原斯瘼之攸興，實執政之匪賢”，矛頭直指執政者。另一篇《窮鳥賦》以“窮鳥”自況，訴說自己遭遇宵小迫害、四面受敵的慘狀，感恩大賢仗義相助。此賦說明，當時居高位者也不乏仗義之人，使身陷窘境的趙壹有了躋身名流的機會。
光和元年（178年）是趙壹命運翻轉的一年。承人之薦，趙壹受聘漢陽郡“上計吏”，進京“上計”（匯報本郡一年人口、錢糧、獄訟等）。這是一個能接觸上層的差事，作為一個底層出身的小文人，趙壹確實不簡單，他抓住了這次難得的機會，豁出去和權貴周旋，結果大獲成功。
第一次進朝“上計”，主官是位列三公的司徒袁逢。上百號上計吏都伏地跪拜大氣不敢出，趙壹居然站著，只朝袁逢“長揖”一下。袁逢讓人過去責問：“小小郡吏，對三公行禮豈能如此！”他回答：“當年酈食其見漢王劉邦也就一揖，揖三公有何不可？”袁逢聽了這話，當場斂衣下堂，請他上座。一席談話，趙壹憑他的出色口才，把袁逢征服了。袁逢“大悅”，夸趙壹是當朝杰出人才，讓他和其他上計吏分席而坐。
接著，趙壹去拜會河南尹羊陟。河南尹是京畿總管，替皇帝掌京城鑰匙的“土地爺”，絕對的權臣；羊陟以廉潔著稱，一般人很難接近。趙壹第一次去拜訪，就被攔在門外，于是他天天去“打卡”。終于有一天，趙壹通過軟磨硬泡勉強進了門。當時羊陟尚臥床未起。趙壹進院，上堂，聲淚俱下地說：“我仰慕您很久了，到現在快死了才有機會見到，我的命不好，沒辦法！”說完大哭。羊陟受感動，起床召見。接談數語，大奇之。第二天一早，羊陟帶著一隊車馬浩浩蕩蕩來到趙壹住地。其他州郡上計吏都豪車美飾，油光水亮，唯獨趙壹的座駕是簡陋的柴車，四面透風，且趙壹就露宿其旁。趙壹請羊陟坐在車下，兩人對坐而談，直到太陽西斜，才依依不舍告別。當朝權臣如此禮遇一個小吏，把擁有豪車美飾的那些人都看得差點驚掉下巴。趙壹由此名噪京師，士大夫人人傳他的故事，想一睹風采。
西還路上，道經弘農（今河南三門峽境），趙壹想見太守皇甫規，這也是當時政界明星。結果天太早，門房不予通報。趙壹扭頭就走。門丁看這架勢，稍后進去通報了。皇甫規聽說趙壹吃了閉門羹氣走了，趕緊修書一封道歉，叫人追上去把他請回。趙壹回書一封，說：“仁君忽一匹夫，于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己？”徑去不顧。
趙壹和權臣交往每次都“欲擒故縱”，獲得了成功。此后多個州郡爭相聘他，來了幾撥人，他都回絕。“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封建時代讀書人一生的夢想，現在，想要的東西都來了，他最終還是拒絕了。趙壹頂住了來自世俗的誘惑，守護了一個名士的風節，最終博得士人的欽服，被寫進了官修史書。
趙壹一生還有一件事值得銘記，是他寫了批評當時大書法家張芝的《非草書》。
二
張芝和趙壹一樣，也是當時“隴上名士”。但張芝的出身，是趙壹觸摸不到的天花板。
張芝的爺爺張惇，官至漢陽郡太守，是趙壹家鄉的地方官。往上祖輩，文獻沒有記載，但可以肯定的是，敦煌張家，是一個有實力的世家。張芝父親張奐，以“賢良”入仕，歷任武威太守、度遼將軍、護匈奴中郎將等。張奐熟悉邊務，主張德威并用、“懷柔”治邊，靖邊有功。特別是他為官清廉，在西北羌人聚居區有很高威望。《后漢書》載：“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奐正身潔己，威化大行。”他的人格魅力，在安定邊疆上發揮了巨大作用。羌人對他心悅誠服，地方安寧；換一個大員，地方就亂。熹平年間，張奐拜大司農回京。“鮮卑聞奐去，其夏，遂招結南匈奴……寇掠緣邊九郡，殺略百姓……朝廷以為憂，復拜奐為護匈奴中郎將……匈奴、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張奐就是這樣一位節安一方的朝廷重臣。
不過，張芝的性格和父親不同，史書描述他“幼而高操，勤學好古，經明行修”。能得史家如此贊美，說明他從小品行不凡。
當時，軍功子弟可“蔭庇”入仕。朝廷多次征召張芝赴京入職，他一一回絕。帶著弟弟張昶，埋頭書法。“凡家之衣帛，皆書而后練。”兄弟倆臨池學書，硬是把將軍府前的大池塘“寫”成了一個大墨池，留下了“池水盡墨”的佳話。
像張芝這樣的出身，從小受最好的教育，天資聰穎，又勤奮好學，無論治學還是從藝，都很難不成功。那個時期的書法，經歷了秦漢之交的“隸變”，筆法解放，形式出新。張芝廣泛吸收前代成果和民間藝術養分，開創了一種新的草書——連綿大草。這種草書用筆跌宕起伏，筆勢旋轉連綿，可以通行連寫，一瀉千里，氣勢磅礴，把書法藝術的抒情性提高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同行評價張芝草書“精熟神妙，冠絕古今”，是天才的創造，“百世不易之法式”（張懷瓘語）。此書一經推出，風靡全國，張芝因此而獲“草圣”之譽。
張芝草書風靡西部諸州，追隨者遍布朝野。木秀于林，風必摧之。新生事物的出現，常會遭遇一些不解甚至詆毀打擊，張芝的遭遇也是如此。他以名臣之子身份而遠離仕途，以“經明行修”而拒絕朝廷征召，以有理想追求而獲得“張有道”綽號，以“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成為天下父母教育子弟的勵志口傳……總之，張芝的人生光環，難免刺痛某些心胸狹窄的妒賢嫉能者，引來了一些無端的詆毀。張芝給朋友寫信，傾訴郁悶。未料他的一封《與朱使君書》不慎流落外泄，坊間抄傳，一下天下皆知。
趙壹在漢陽郡也看到了傳抄本，信中內容，涉及他的兩位好友羅暉、趙襲，還有兩位他熟識但很討厭的當地名人梁宣、姜翊。梁宣、姜翊執教漢陽郡學校，使整所學校的學生都成了張芝的粉絲，整天學草書，把經典都荒廢了。作為正統學者，趙壹認為這么做，害人害己。出于儒者的道義，他奮筆寫下了《非草書》。
三
在趙壹看來，當地的教育，已被張芝這伙人搞亂了。《非草書》第一段云：
余郡士有梁孔達、姜孟穎者，皆當世之彥哲也。然慕張生之草書過于希顏、孔焉。孔達寫書以示孟穎，皆口誦其文，手楷其篇，無怠倦焉。于是后學之徒競慕二賢，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為秘玩。余懼其背經而趨俗，此非所以弘道興世也，又想羅、趙之所見嗤沮，故為說草書本末，以慰羅、趙，息梁、姜焉。
梁宣（字孔達）、姜翊（字孟穎）都是張芝的弟子，他們“慕張生之草書過于希顏、孔”，對張芝草書的崇拜，超過了對孔子和顏回的崇拜；郡學成了書法學堂，學生癡迷草書，廢寢忘食，以致“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唇齒常黑，雖處眾座，不遑談戲，展指畫地，以草劌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見出血，猶不休輟”。練字指甲磨破了還不停，簡直瘋狂了！
追溯源頭，問題在張芝。所以趙壹也不顧私看他人書信是否當有所避諱，直接引用信中語批評張芝：“竊覽有道張君所與朱使君書，稱‘正氣可以消邪，人無其釁，妖不自作’，誠可謂信道抱真，知命樂天者也。若夫褒杜、崔，沮羅、趙，忻忻有自臧之意者，無乃近于矜忮，賤彼貴我哉！”
趙壹這段話涉及當時書法界幾個名人：太仆朱賜（京兆杜陵人）、羽林監羅暉（朱賜的同鄉）、敦煌太守趙襲（京兆長安人張芝的好朋友），還有兩位早已過世的前輩書法家：杜度、崔瑗。張芝給朱賜寫信，談及了自己的書法，曾說自己目前水平，“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余”。趙壹抓住了這一點，批評張芝比類非宜，故意貶低趙襲、羅暉，是出于嫉妒和傲慢，目的是打擊別人，抬高自己。
為了打擊張芝、遏制草書，趙壹從多個角度，對草書作了抨擊：
第一，“夫草書之興也，其于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非圣人之業也”。草書“出身”不正，不具備文字的神圣性。
第二，“草本易而速，今反難而遲，失指（旨）多矣”。草書的發明，本為急速，但“今之學草書者，不思其簡易之旨”，為追求書寫之美，反而寫慢了，背離了草書初衷。
第三，書法好壞，先天決定。“凡人各殊氣血、異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書之好丑，在心與手，可強為哉？”你再下功夫也沒用。
第四，草書小道，仕途無用。“且草書之人，蓋伎藝之細者耳。鄉邑不以此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講試，四科不以此求備，征聘不問此意，考績不課此字。善既不達于政，而拙無損于治，推斯言之，豈不細哉！”
最后，趙壹勸告：“夫務內者必闕外，志小者必忽大。”沉迷書法，荒廢學業，耽誤前程。應該立即懸崖勒馬，回歸正道，以期學有所成，“窮可以守身遺名，達可以尊主致平”，一生苦讀，名揚千古。
從實用主義文藝觀看來，趙壹說得有道理。確實，這些學生如此沉迷草書，沒有政治前途；是張芝發明新草書，刷新了書法審美，使年輕人受到誘惑，造成了教育秩序的混亂，所以張芝該被批判。但趙壹不明白，藝術和審美，是人類精神需求的一部分。書法因為和文字結合，每天都使用，故而它成為中國人視覺審美發育最早的載體，走在了中國藝術的最前沿。文明發展早期，文字、文化、藝術都為少數貴族壟斷。經過春秋戰國社會大變革，文化壟斷被打破，百家爭鳴，中國人的文化創造力空前釋放，推動了文字的進化、審美的升華；經過幾百年民間書寫實踐，具有更高藝術審美內蘊的新藝術形式——草書，已早早在生活的母體中孕育，書法家張芝只是歷史的代言人，按照歷史給定的劇本，穿著歷史給定的服裝，出演了歷史給定的角色。一言以蔽之，草書的崛起、風靡及其給社會帶來的震蕩，是中華藝術審美新樣式分娩前的陣痛。趙壹作為儒士，不識廬山真面目，這是他的時代局限。
四
趙壹說草書無用，“鄉邑不以此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話音剛落，一道詔令從京城傳來：鴻都門學——漢王朝，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藝術專科學校在京城成立。書法，包括草書列入朝廷考試科目！
資料顯示，漢靈帝正式設置鴻都門學的時間應該是光和元年（178年）二月初九。有關鴻都門學的情況，古籍還有幾段記述：
《后漢書·蔡邕傳》：“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
《后漢紀》卷二十四：“己未，京師地震。初置鴻都門生，本頗以經學相招，后諸能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至數千人，或出典州郡，入為尚書、侍中，封賜侯爵。”
關于漢靈帝創辦鴻都門學的動機，學術界認為，這是他平衡政治勢力的需要。東漢后期桓、靈二帝，都是幼年繼位，權力為外戚、宦官和豪族把持。三大勢力內斗，造成朝政混亂，甚至宮廷喋血。靈帝即位后，一度外戚專權，后依靠宦官集團清除了外戚勢力；但豪族官僚占據朝廷要津，也威脅到皇權。有鑒于此，靈帝意識到必須引進新生力量。靈帝喜歡文學和書法，他的身邊有一批有才華的文藝青年，出身寒微，有進取心，對皇權絕對忠誠。在這樣的背景下，他不顧大臣反對，毅然創辦了鴻都門學。
鴻都門學和太學有諸多不同：第一，招生不考慮門第，只看文藝專長。第二，考查的科目是尺牘、辭賦、鳥篆等。“辭賦”無須解釋。“尺牘”是當時流行的文書書寫用材，亦代指文書、書信，字體以行草書為主，書寫自由、灑脫。“鳥篆”是古字體，或稱“鳥蟲篆”，字形起筆和收筆處寫成鳥頭或蟲形。很明確，當時流行的新興草書，和古字體“鳥蟲篆”，都納入考核范圍。第三，學習內容主要是文學藝術而不是儒家經典。第四，這批人通過考試，“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可直接授予中央或地方高位，甚至封侯賜爵。
漢靈帝急于在政治上布局，重用鴻都門學學生占據朝廷和地方要路，政治動機十分明顯，因而遭到大臣們的激烈反對。蔡邕、楊賜、陽球都進諫，要求靈帝取締鴻都門學。但是漢靈帝不為所動，招生令下，“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全國各地掀起了學習書法的熱潮，這就極大地推動了書法藝術的普及和提高。特別是，趙壹斷言的“草書無用論”，在官方層面遭到了否定。
從鴻都門學，走出一批書法家，如師宜官、梁鵠，后來都在漢末三國書壇大放光彩。書法教育和人才培養，從鴻都門學開始走向學科化，到唐代，終于被列入科舉，成為國家取士的正式科目。
五
尺牘在鴻都門學被列入正式考試科目，意味著張芝創造的新草書，在官方層面得到首肯。來源于最基層生活實踐、由最廣泛的一線勞動者共同推動創造、由無數代書法人持續探索了幾百年而形成的書法審美新范式，在國家文化最高殿堂登陸，意味著審美的進步、平民的勝利、時代的發展。
東漢最后40年，中國書法史洪峰迭起，出現了第一個歷史高峰。
第一，秦漢之交開始的“隸變”臻于巔峰。成熟的、能代表時代審美的書法經典——漢碑，在這一時期井噴式爆發。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漢碑《石門頌》《乙瑛碑》《禮器碑》《華山碑》《西狹頌》《郙閣頌》《曹全碑》《張遷碑》等，全部產生于這一時期。
第二，作為實用藝術的書法，在字體變化、筆法解放、文化普及的自由書寫中，悄然實現了作為“實用+純藝術”綜合藝術的審美轉型。晉代衛恒在《四體書勢》中說：“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直（值），計錢足而滅之。”師宜官是鴻都門學的學生，也是當時的“網紅”書家，自帶流量，可以不帶錢到任意一個酒家去吃飯，吃完在墻上寫幾行字，抵付酒錢。師宜官在墻上寫的內容，一定不是實用文字，而是粉絲愛看、他自己愛寫的東西，是創造“審美產品”供人觀賞。因此他的書寫是非實用的，屬“純藝術”創作。這充分說明在東漢后期，書法作為純審美觀賞藝術，在大眾層面已經獲得普遍認可；中國書法，已然實現了“藝術自覺”。
第三，獨立藝術家群體出現。中國書法史上第一個獨立藝術家，就是“草圣”張芝。所謂“獨立”，就是他靠藝術立身，不依附其他非藝術因素。張芝雖然是名臣之子，但從小志存高遠，勤奮好學，道德高尚，屢拒朝廷“征召”，拒借父親“門蔭”，把一生獻給了藝術。張芝不只是一個個體，他還代表一個群體。這個群體在“朝廷不以此科吏”、草書沒有“政治價值”的前提下，不阿世俗，堅守獨立人格，執著追求藝術。他們在仕途之外，開辟了人生價值實現的另一種方式，為知識分子提供了另一種選擇。這是漢代生產力發展、商業經濟繁榮、人的獨立精神覺醒、社會包容度增大的結果，體現了當時國家的發展和社會文明的提升。
第四，系統化的書法行業開始形成。漢代開始，不但出現了職業書法家，相關行業如制筆、制墨、造紙業，都飛速發展。公共建筑流行榜書題匾，朝野上下愛好書法成風，優秀書法世人爭相收藏……西漢的開國元勛蕭何，善用筆之道，為宮殿題額，醞釀三月下筆，觀者如流水；名士陳遵，有功封嘉威侯，性嗜酒，善書，與人尺牘，主人皆藏去以為榮；瑯琊人王溥，“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筒插筆于洛陽市肆傭書”，請他代寫的士大夫贈送他衣冠，貴婦人贈送他珠玉，他忙碌一天后，衣寶盈車而歸。書法，成為漢朝人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中平六年（189年）四月，漢靈帝病逝，終年34歲。21年政治生涯，漢靈帝的執政措施多為后人所詬病。但他在文化方面所作兩件事，多為人所嘉許。一件事，是他親政后下詔正定六經文字，由蔡邕主持書丹刻石立于洛陽城南太學前，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經”；另一件事就是開“鴻都門學”，創辦世界上最早的文學藝術專科學校，為有志于文學藝術的下層平民子弟躋身社會上層打開了通道，改變了東漢后期的政治生態，極大地刺激、推動了文藝事業的發展。
（作者：鄭曉華，系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教授、鄭州大學書法學院院長）
編輯：陳燁秋
